党的十八大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不仅象征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顺利交接，而且还象征着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顶层设计顺利完成了顶层示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大飞跃。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年龄和健康状态不适宜于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在制度层面上开始了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渐近式改革，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完全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这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的主要标准之一。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已经终成正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恰恰相反，这仅仅是我国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完成了“顶层示范”，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由于党章的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中共33年执政后首次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退下来，从制度上确保避免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天，差不多经历了又一个33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已经事实上废除。但是，在完成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顶层示范”后，如何创造条件完成“底层呼应”，这是一个更广泛的改革“深水区”，由此产生的体制弊端屡屡也成为各类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目前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完善的主要障碍之一。

    谁也不会否认，“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是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新常态，但要实现这一愿景，在一个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无处不在的土壤中，这颗现代社会的种子要长成参天大树绝非一件易事。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国家治理结构都是金字塔形的。这座金字塔的活力越大，这个国家的战斗力、创新力和发展力就越强，国家就越兴旺发达。我们国家的这座金字塔，由于任期制和退休制的步入正轨，已经确保了塔尖的常换常新，但如何确保整个塔身的常换常新，还是有待不断完善的。由于82党章规定领导干部正常下的原因是“年龄和健康”，正常下的途径是“退、离休”，反之就是不正常的。因此，这座金字塔底层的更新，就无法通过正常的“退、离休”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年龄一刀切“退居二线”来实现。对这座金字塔的底层更新来说，无论是退、离休还是退居二线，实质上仍然是领导职务的另一种“终身制”。现代社会的任期制，领导职务除了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外，设定年龄的“上限”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任期制本身就已经隐形设下了年龄关，何况我国的宪法都只规定了国家主席任职年龄的“下限”，而没有规定“上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座金字塔的底层是接国家“地气”的，这一阶层充满活力，整个国家才能充满活力。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劳动人民是任何社会的最大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始终卧虎藏龙，一个社会能否让这个群体中大多数的“龙”、“虎”脱颖而出，是这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的主要特征。

    现代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和任期制，为确保这座国家治理结构的金字塔充满活力，提供了顺畅的“入口”和“出口”，特别是它的“出口”即任期制的设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体制改革中完全可以“洋为中用”。过去我们改革的着力点均放在这座金字塔的“入口”上，除了“离、退休”这一正常“出口”外，始终鲜有其他顺畅的正常“出口”，这也是我们国家“金本位”的土壤越来越肥沃的体制上的原因之一。

    和市场经济一样，严格执行任期制也仅仅是领导干部队伍的一种管理方式，没有姓“资”还是姓“社”之分，在中国也不会改变“党管干部”的执政原则，但它却可以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的内容，不仅国家治理结构这座金字塔的活力可以持续保持，而且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严格执行任期制可能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

    严格执行任期制有利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证明，市场经济和“官本位”是水火不相容的，历史上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市场经济中以“金本位”冲击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全社会“官本位”的滋生土壤最终被“金本位”的滋生土壤所取代。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不会用“金本位”的手段去铲除滋生“官本位”的土壤，但却完全可以使用好市场经济这一锐利武器，充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进经验，积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不断推进铲除“官本位”生存土壤的改革，遏制“金本位”的生存土壤和“官本位”的生存土壤之间相互浸淫的趋势，从制度上减少“家族式”腐败和“塌方式”腐败。为什么说要严格执行任期制？因为，如果我们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经过异地任职、岗位交流等方式一般都能连任至二、三届到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话，这样的任期制和原来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这种形式上的“任期制”实际上的变相“终身制”，又如何能大幅增加权钱之间、权色之间和权权之间的交易成本，让形形色色的此类经营者望而却步呢？在“官本位”肥沃的土壤里，市场经济体系是很难完善的，相反，官商勾结即“金本位”和“官本位”互相滋润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大。只有严格执行任期制，畅通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届满后的多渠道“出口”，并通过“权力清单”的大幅瘦身，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将过去老百姓眼中那种以审批为主的可畏的“强政府”形象变为以监管和服务为主的可亲的“强政府”形象，逐步完善“人本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严格执行任期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持社会的创新激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战争时代具有特殊性，残酷的环境，使官兵之间的上升通道畅通无阻。由于战争年代“末位淘汰”和“竞争上岗”都是一个常态，在经受了最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后，剩下的不是佼佼者就是幸运儿。所以，任期制在战争年代的作用是画蛇添足，甚至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和平年代却完全不同，如何保持干部队伍的活力即社会的活力，就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特别是在我们当前的特殊国情下，如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选举制，只能是作茧自缚，国家分裂，祸乱不已。但如果一味保持现状，仅在领导干部的“入口”上做文章，就容易形成固化的社会特殊阶层，社会各阶层的上升通道就会越来越窄，从而无法最大限度地打开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大闸，以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全社会千军万马考公务员，又从公务员中百里挑一选拔，领导干部无疑是一种十分优质的人力资源，应该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领军人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干部又是我们国家最难自由发展的一个特殊群体，这就说明“官本位”本身是一种双刃剑，在无限“风光”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太多的无奈。只有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在制度上让领导干部既能风风光光地“上”，又能体体面面地“下”，拓展这一社会特殊群体自由发展的空间，社会各方面人才能“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就会像火山般迸发。反之，如果仅仅在干部“入口”上改革，任何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都可能会变味。2009年秋天开始在山西吕梁13市县区公推县长人选，在5个层面和环节中参选者层层行贿的情形，被人民群众戏谑为“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一个国家的管理体系犹如人体的血液系统，阶段性的注入新鲜血液或频繁的换血，只能是权宜之计；必须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使新陈代谢成为常态，以保证国家肌体始终充满新鲜血液，这就是科学规范的领导干部任期制的作用。

    严格执行任期制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兵简政。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充分肯定了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后，就成了中共“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见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提案的批示），然而，在和平年代特别是经济腾飞后的今天，它的疗效却越来越弱，令人尴尬的是，机构越改越臃肿的局面几乎成了许多地方机构改革的新常态，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官本位”显然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现实告诉我们，如果不严格执行科学规范的任期制，任何类似“让庸者下，懒者让，能者上”的体制改革，在“官本位”盛行的环境下，只能是以卵击石，最终均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只有严格执行任期制，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成为新常态，领导干部作为优质的人力资源群体，在任时的“无所作为者”，甚至所谓的“庸者”、“懒者”，离任后在新的领域可能就是大有作为的拔尖人才，干部下海经商群体中的佼佼者，干部转行群体中的佼佼者等案例，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2014年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全国深改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为全面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真正实行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制，为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政治体制新常态开辟了一条可行性很强的新途径。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完全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官本位”思维，一定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中最终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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